近来有关警民冲突的报道不断，让我想起二三十年前自己与两位警员的交往，不妨在
这里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第一位是Ｗ警员，因为和家母共事于同一个街道办事处，有工作上的往来，所以不
时会在工作之余来我家歇个脚，喝杯茶，抽支烟。由于这个原因，我要称呼他Ｗ叔
叔，而不能直呼其Ｗ警员。这位Ｗ警员好像家庭负担比较重，生活的压力直写在瘦
削的脸上，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郁郁寡欢，不苟言笑。不过他对我还算客气，把我
当作读书人，并时不时地自谦“大老粗”。除此之外，以后去了外地接着又出国求
学的我，好像和这位户籍警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来往了。只记得八九年回国探亲时又
见过他一次，发现他变得更加戾气了，言谈之中已经不屑遮挡像标点符号般有规律
出现的国骂。接着就要快进到一九九三年，因为要申请“六四绿卡”，所以写信回
家托弟弟去派出所补办一个出生证明，也就是在盖了公章的信函上根据户口本写上
“兹证明某某某的确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而已。至于是不是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就不去管它了。 

因为等着用，所以三天两头破费昂贵的电话费催弟弟抓紧办理。按理说，即便家母
已经从街道办事处退下来了，凭着几十年的人脉，这点小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才对。
然而，就这么一张证明，竟一拖再拖直到一个月以后，移民局决定取消对大陆留学
生的这一要求后才姗姗来迟。究其根源，原来是Ｗ警员愣是横在当中，拒绝办理。
原因很简单，我在前一年回国成亲时没有请他喝喜酒。为此，家母见到他就要向他
解释道歉，说婚礼是在外地女方那边办的，儿子低调不喜张扬，于是压根没有再办，
所以不是单单没有请他，而是谁也没请。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但Ｗ警员仍旧半信
半疑，直到弟弟请他下了顿饭馆，灌了他一瓶山西汾酒，并和他一起回顾了当年的
一段往事，这才让他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原来，几年前，Ｗ警员得到一次去京城出差的任务，又怕来到天子脚下，自己位卑
权轻，不受待用，正在踌躇之际，弟弟写了封信给在公安部任职的一位亲戚，麻烦
他关照一下Ｗ警员在京的起居。谁知这位亲戚是个讲义气的哥们，竟然开了部宝马
到火车站恭候，把他安排在公安部招待所歇息，走前还开车带他去游览京城的名胜
古迹，直把Ｗ警员乐得一时都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了。从此，这也成了Ｗ警员津津乐
道的一桩快事，动辄拿出来显摆。据弟弟说，要不是让他重温一下往昔的辉煌，并
让他意识到喝水不忘掘井人，再等一个月都不见得能拿到这张已变得一文不值的废
纸。 

另一位原是我的邻居Ｚ，应该比我长七八岁，本来是玩不到一块的。但因家母系街
道干部，而他家是国民党小职员出身，文革后期，成分不好的他和我交往似乎有点
巴结之意。但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是羡慕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后来发现翻来
复去老那么几句），会摆弄一部一二零相机，并且会拉二胡。因为他为人谦和，笑
容灿烂，讲话风趣，所以一来二往，我们很快成为忘年交。一次，在他的同学家里，
我看到他熟练地把一张“洪湖水浪打浪”的唱片放进留声机里，很快就放出久违的
“靡靡之音”，顿时倍感他的高大，尽管他实际不过五英尺出头。他在一家工厂做
工，好像注定要当一辈子工人了。但他的才情和幽默让我为他感到遗憾，总觉得要
不是出身的拖累，他肯定是个称职的文艺或宣传干事。 

时间一晃就到了一九八九。那年的夏天，我归国正在远离京城的外省探亲，每天只
从电视上得知天安门广场的学运正在退潮，似乎已经不再是电视报道的中心内容了。
然而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突然又成为新闻的焦点。尽管国务院发言人袁牧信誓旦
旦的指天发誓说，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没死一人，面对电视画面上的军人的幢幢黑影
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死气沉沉，连做了一辈子模范驯服工具的家母都不由地骂了声
“他娘的”。听到外边有人喧哗，我忙出来看个究竟，发现竟是多年前经常在一起
玩“官兵捉强盗”的小朋友叫小明的正在跟三四个青年人在暮色中传阅一叠照片。
早听说小明已是某军医大学妇产科系的研究生，那天见他穿着一身军装，证实传闻
不虚。只见他边传着照片边大声的说，”电视上说没死一个人，纯粹在撒谎。你们
看这个人背上的窟窿就是开花弹打的”。 

“这些照片是哪儿弄来的？是真的吗？” 

“这是ｘｘ大学学生在北京拍的，连夜从北京带出来的。” 

我没和小明打招呼，只是也加入到传阅照片的行列，为自己以前的小伙伴感到由衷
的骄傲，并开始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心。 

果然我们的喧哗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从附近的一排平房公寓中走出来，大声的
咋呼道，“谁在这里扰乱社会治安？赶快散开！” 

“谁扰乱社会治安了？关心国家大事怎么变成扰乱社会治安了？”小明不甘示弱地
抢白道。 

“好啊，你还敢强嘴。今天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接着他一转身又折回去了。